“中国社会一村落社会也。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1]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的现代化是有决定意义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乡村自治、农村改革、乡村建设问题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广泛的讨论，出现了不少关于乡村现代化的建设方案和主张，并有一些被付诸实施。如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等地都出现了不同的乡村建设派别的自治实验。由于梁漱溟，晏阳初等学界名人的参与，引起社会相当大的关注，后人对他们的工作也进行了不少研究！而同一时期在河南西南部的宛西镇平、内乡等县开展的自治运动，由于地理位置，倡导人知名度等原因，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始终无法引起社会更共高的关注！后人对此研究更是有限，学术专著至今尚无，而论文数量亦是寥若晨星，且由于意识形态偏左，档案资料欠缺等原因，质量也很难提高。研究内容多是对自治运动措施的整理、归纳，更深入的探讨其成败原因，理论根源，社会特点的上佳之作还很缺乏！笔者将通过对宛西自治史料的整理分析，并与同时代其他有较大影响的乡村改造实验对比，发现宛西自治虽然影响不是很大，但却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本文对此将作初步的探讨。
一、一个重要的人物
“宛”，河南南阳之古称！“宛西”主要指南阳西部的镇平、内乡、邓县、淅川等县“宛西自治”是指二十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由彭禹廷，别廷芳等地方精英发起的一场以“以自卫促进自治，以自治达到自富”为理论指导，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2]为最终目的的区域乡村自治运动。探讨宛西自治的地方特色，不能不对其倡导者及主要领导人彭禹廷的家境生活、性格经历作简单了解！
彭禹廷*（1893——1933年），名锡田，字禹廷。河南镇平城南七里庄人。父彭山若（字如壁），作过私塾老师，乡村医生。家境不算富裕，“薄田仅六亩有奇”[3]。禹廷从小“颖悟异常童”[4]且志存高远，在开封知新中学求学期间，因生活贫困，有同乡欲对其资助，被他严词谢绝“我志不在温饱，不愿受人推解”[5]。时人回忆他“性刚毅，寡言笑，喜读书”[6]，他的读书范围相当广泛，案头常放有《三民主义》《曾文正公全集》《昌黎集》等，并做有不少读书笔记，可惜“文革”时毁于人祸。彭禹廷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侠义传统，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阎敬轩逝世后，彭禹廷“一切善后事宜，身独任之，义侠之名震三辅”[7]。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当时仍是学生的彭禹廷“乃与张钟端等谋响应，事泄，学生十一人殉焉”[8]1913年入北京汇文大学学习，因经济不济而中道辍学。大革命其间，就职于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历任书记官、执法官等。1926年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从政生涯中结识了冯玉祥、过之纲、张之江等军界要人，并与梁仲华等乡建人士建立了不浅的交情。这为他日后办民团，自治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1927年8月在家守母丧期间，开始办民团剿匪。家乡稍定后，于1929年下半年在河南省主席韩复渠的支持下开始筹办河南村治学院，自任院长，梁仲华任副院长，聘梁漱溟为教务处长、主任教授。“期将社会农村诸问题，得一根本之解决”[9]。“学院开始伊始，直、鲁、豫、晋诸省，来学者数百人。”[10]1928年8月，镇平县城被土匪攻破，损失巨大。“地方人士，环请归里”[11]。禹廷将学院诸事安排之后，回到家乡，开始了他致死未逾并为之献身的宛西地方自治事业！
二、极其严酷的生存环境
宛西地区，位于河南省西南边陲，与陕，鄂两省接壤。四周围绕着伏牛山，桐柏山等山脉，境内丘陵起伏，山地颇多。自然条件相当恶劣，农业基础设施薄弱。虽然河流不少，但疏于整治，非但不能灌溉农田，造福百姓，反而经常泛滥，为害乡里。以镇平十区为例“二、九、十区几全为山地，四、五、六区地较好，其余各区大都高低不平，收粮甚少。每亩最高价七十元，低则十元、八元不等，总计全县所产麦、谷、高粱、芝麻等物，尚不足本地需用。”[12]全县山地面积共16245余顷，占田地总数的61%，水冲沙压的耕地1301余顷，占总数的5%，真正的好地仅有7895顷，占30%[13]。其他诸县与镇平大致相同。而镇平的人口却多达38万[14]。人多地少，正常情况下，可勉强糊口，一旦遇到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更加悲惨。“最惨的要算十七八年的旱灾了，十七年秋大旱，十八年春又复大旱，人民根本受人祸的压迫，不但没有一点积蓄，而且朝不保夕；又遇到这种旱灾，……揭借无门，乞讨无路，只有吃草根树皮，……每村每日饿死者，动辄四五人；而竟有割食亲属之死尸者，其惨状可知了。[15]”
当时的宛西，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狼狈为奸，巧立名目，对百姓施以苛捐重税，再加上民国以来的军阀混战，扰境害民，强征乱派，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当时流传的“宁愿土匪架三架，不愿第三师过一下”[16]“大军之后，必是凶年”[17]民谣便是佐证！土豪劣绅控制地方，将田赋转嫁于佃户身上，“减亩所纳之少数捐税，仍不愿纳，而一并转嫁于佃户……而转嫁之中自己不但不交纳捐税，且可得中饱。”[18]天灾人祸的双重压迫，导致各种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和人民生活的极度贫困。乡村经济处于“穷枯”与“死滞”之中。农村趋向崩溃，破产的边缘！从大的环境看“铁路的兴建把河南变成一块光明与黑暗并存的土地。”[19]远离铁路的宛西地区成为真正的“衰败地区”[20]。
远离政治统治的中心，农业又不足以维持生计。人们走投无路时，“弱者”沦为乞丐，而“强者”则成为土匪。宛西地区历来都有土匪，民国以来更是如此。1925年，河南土匪“超过5、1万人，……其中超过3、4万人在豫西群山中活动”[21]清末至民国华北的三大股匪白朗，老洋人，樊钟秀都曾以宛西地区为根据地，以至于1919年以后，南阳“无一天太平，只要听到这个名字，人们便摇头叹气，不愿多谈。”[22]宛西地区二三十年代“之著匪，内乡有吴凤山、艾松年、张凤台、陈长青、武和尚等股，淅川有全兆祥、梁十三、轩青海、冯德振、孙天堂等股，镇平县有邓县窜匪刘百田、刘宝斌等与本县股匪合流，声势最大，邓县有大小股匪70余股。”[23]一般匪众多者数千，少者几百几十不等！1929年8月26日夜，股匪张大先，杨小黑等六千与人趁天黑攻破了镇平县城，“烧房九千余间……县长郭学骥，建设局长杨守勤，承审乔子笺均死于难，架去肉票一万一千余人。”[24]著名作家姚雪垠年轻时就被土匪拉去当过“票子”，后因其大胆和文采，被匪首认做义子，在匪寨住了不少日子！[25]在土匪的侵扰下，南阳十余县“昼则烽烟遍地，夜则火光连天，杀声振耳，难民如缳”[26]。宛西百姓，“一夕数惊”，谈匪色变，恨之入骨！1927年8月，彭禹廷“闻母病急，假归，中道为匪所阻，逮抵里，而太夫人已殡矣。”[27]彭禹廷事后说“可以说，自有生以来，所受的刺激都莫过于这一次。……对于万恶的土匪，又加了一层愤恨。”[28]
经济基础脆弱，百姓难以继日；军阀豪绅互相勾结，鱼肉百姓，匪祸横行。宛西地区百姓的生存状况十分恶劣，这是同时代其他乡村建设实验中所无法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