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十年前，梁漱溟所面对的，是一个断壁残垣、陷入深重苦难的中国。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形成一个类似汉朝末年、五代十国的乱局。而西方的经济入侵，更是导致“中国乡村一天天枯落”，农村经济出现空前的衰败和危机，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创根据地，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国民党政府制定《土地法》，专门设立农村复兴委员会，组织农村调查，研究对策；社会各阶层也在进行着自己的思考和探索。
那时无边的困境如连天的迷雾，令人无法 望到中国的未来。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一批社会责任心强烈的知识分子，既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不满，又拒绝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而谋求和平改良的途径。１９２６年，曾留学美国的晏阳初和他的同仁们“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举家迁往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和农作物改良，形成一时传为美谈的“博士下乡”壮举。１９３０年，著名哲学家、“最后的大儒”梁漱溟也挺身而出，在军阀混战的河南、山东农村寻觅复兴民族文化的实验基地。
梁漱溟、晏阳初都认为中国问题的实质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和教育问题。他们试图从乡村切入，以教育为手段，通过社会组织和生产技术的改良来复兴农村，从而使中国走向民族自救、自强的道路。是为“乡村建设运动”。
这些知识分子不是坐而论道，也不仅是为民请命，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和不屈不挠的实践者。抗战前夕被迫南迁后，他们仍继续在湖南、四川等地坚持自己的实践，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１９４３年，晏阳初与爱因斯坦等人一起被评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晏阳初是获此殊荣的唯一的亚洲人。
乡村建设运动潮起中国之时，先后有６００多个团体跻身其中，名闻遐迩的“宛西自治”，即是闪烁其间的耀眼亮点。
当年的宛西与全国的乡建组织关系密切。他们按照晏阳初的“定县模式”大办教育（仅镇平县就办了３００所小学），并请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学者在宛西长期工作；宛西自治与梁漱溟的乡建派关联更是密切，两者有着同一个起点——全国第一所培养农村改良事业人才的“河南村治学院”，“自治导师”彭禹廷曾任该院院长，而梁漱溟任教务长。
与梁漱溟、晏阳初等人以外来者身份从事“实验”不同，主持宛西自治的都是“本地人”，极力提倡地方主义以凝聚社会人心。他们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剿灭猖獗的匪患，为了肃清土匪，提出“三不顾”政策（即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倡言“治乱世用重典”。这些政策帮助他们安定了地方，掌握了政权，也帮助他们在乡村建设事业中集结社会力量。但这样的政策也使宛西自治饱受非议。从那时到现在，关于宛西自治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赞誉者将其描述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世外桃源”，贬低者则将其描述为“阴森可怖的人间地狱”。
前不久，记者来到宛西，试图穿越历史的迷雾，走近那段奇异的岁月。
亲历者难以忘怀的岁月
今年１月中旬，一封读者来信把记者吸引到南阳。信是镇平史志办离休干部丁保福先生写来的，这位７０多岁的老人建议我们写写上个世纪３０年代的宛西自治。说起宛西自治，人们熟知的是别廷芳，南阳乃至河南关于“老别”的传说极多，比如他在武汉跟蒋介石装迷瞪：“委员长，我有一事不明，行人都靠右走，那左边让龟孙走啊？”比如他枪杀偷掰别人家玉米穗的孩子，将宛西整治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等等。这是个人物！冲着老别，记者登上了开往南阳的班车。
让人感动的是，当我们走进丁家所住的小区时，老人已在楼下等候多时。在冬日的寒风中，我们感受到了老人的热情，那不只是对我们，更是对那段已经远逝的历史。
丁保福先生告诉我们，宛西自治最重要的人物并不是别廷芳，当年的“自治导师”是镇平人彭禹廷——新四军著名将领彭雪枫的族叔。彭禹廷名锡田，字雨廷，因崇拜大禹，改为禹廷，以字行世。那是个赤胆忠心的人，放着月薪４００大洋的大官儿不干，回家乡领着百姓扫清了镇平的土匪。剿匪的时候，他布衣粗食，高粱面馒头蘸辣椒水，是他的家常饭；追击土匪时奋不顾身，有时竟赤脚行深雪中而不以为苦。此人文武全才，打土匪百战百胜，文章写得极漂亮。他在镇平办了３００所小学，让丁保福这个年纪的人大多都能上学。丁保福先生说，那时百姓都称他“彭先儿”，“老彭先儿”，“彭青天”，到现在镇平人还这样称呼他，很少有人直呼其名。“在镇平，谁说彭禹廷坏，老百姓要骂他！”
说起宛西自治，说起彭禹廷，老人的话语中分明透着燃烧的激情。在完成采访回到郑州后，我很快收到丁保福先生两封信，他用工整的小楷，写下又记起的材料。在宛西采访的几天，记者时时感觉到，对那里的人来说，宛西自治那段历史实在难以忘怀，不管是谁，都能说上一段。曾经亲历那段历史的人，更是难以忘怀。镇平县离休干部谭训（又名谭学禹）历时七八年，走了南阳八个县搜集有关彭禹廷的史料，写出３６万字的《彭禹廷传》；西峡县退休干部陈景涛，自费买烟买酒，托亲戚靠朋友地去接近当年别廷芳身边的人，打消他们的顾虑，前后用了１０年时间，采访４０多人，写出了３０万字的《别廷芳传》。
丁保福、谭训、陈景涛三位先生都出生于１９３０年前后，最长的丁保福７９岁，年纪最小的陈景涛也７４岁。当年自治派大力办学，让这些农家的孩子读书识字，如今他们到了暮年，用自己手中的笔实录那段历史，这也算是善因结出的善果吧。
采访的几天时间，因临近春节，南阳处处洋溢着忙碌而祥和的氛围，几位老人的诉说，却将我们带回到那个国弱民贫的时代，带回到那个土匪多如牛毛的南阳。
父老力邀留乡剿匪
持续１０多年的宛西自治，要从１９２７年８月彭禹廷从郑州回镇平奔母丧说起。
１９２７年６月，冯玉祥的西北军为配合国民党北伐，从陕西进军河南，很快占领了郑州、开封。两个月后，住在郑州陇海花园的西北军执法处高等执法官彭禹廷突然接到噩耗，他的母亲在家乡镇平病逝。母亲已卧病在床多年，彭禹廷是个大孝的人，却一向奔波在外，难以尽孝，闻听噩耗，他悲痛难抑，急忙告假归家奔丧。
匆匆走到襄县，却见难民潮水般从南边涌来，原来有大股土匪已经打下旧县（今叶县旧县乡），正在攻打叶县。彭禹廷只好强忍悲痛，在襄县苦苦等候，等局势稍微平静，他冒险匆匆赶回家时，家人已将老太太下葬了。彭禹廷悲愤自责，难以解脱，就决定在母亲坟前搭庵居住，“暖坟”百日。
此时镇平土匪猖獗，很多村庄的人晚上不敢在家过夜，天一黑，扶老携幼在村外找一僻静处安身，轮流放哨，以避土匪。当时宛西民谣说：“上了寨，死得快；进了城，死一笼；满山跑，活到老。”寨是农民为防土匪修筑的寨墙，每寨能容纳３０～１００户人家。农民白天劳作，晚上牵牛赶猪进寨，但寨反而容易成为土匪攻击的目标，所以有“上了寨，死得快”的说法。
每到晚上，守坟的彭禹廷就能看到附近有村庄火光骤起，哭喊声不断。村里的父老知道彭禹廷是个有本事有声望的人，都来坟上跟他讲土匪的斑斑劣迹。他的家乡侯集区一带就有匪首１０多个：“一个馍”、“火星爷”、刘宝斌等，他们“飞叶子”、“叫场子”、“拉票子”，无恶不作。所谓“飞叶子”，就是往你家送个条子，限几天内送钱财到什么地方，到时不送就杀人放火；“叫场子”就是派小喽到村口或某家院门口，高声亮出匪首字号，限期交钱，匪首刘宝斌还编了“叫场子”口诀：“……如期送到算没事，过期不拿‘拉火鞭’（烧房子），闺女媳妇都捞走，房子改成门朝天”；“拉票子”就是绑架人质，索要赎金。
有的土匪顾及本乡本土的情面，留有余地，但更多的土匪为了立威，坏事做尽。附近梁寨一男人被拉了票子，土匪索要２００大洋，家里实在没钱赎，土匪将那人耳朵割下送到家里催钱，那人的妻子一见血淋淋的耳朵就吓晕了，醒来后光哭不吃饭，几天便死了，那男人也被杀了。更可恨的是，土匪喜欢作践人，刘宝斌曾一连烧了八个村，捉住村里一个管事儿的活活烧死，把他１６岁的女儿捉住脱了裤子，用绳子拴着脖子，敲着锣游村当猴耍，那女孩儿又羞又痛，过后跳井死了。还有的土匪捉了女人，扒光衣服，在乳房上拴了铃铛，逼着给他们擀面条，还起名叫“铃铛面”。
彭禹廷的心在往下沉，土匪的凶残狠毒超出了想象。他是个性格刚直的人，愤怒之情难以抑制，有长者就劝他：“你给老太太守百日之墓，人死不能复生。守着一个死的，何如救出万千生灵？用你的能力剿灭土匪，不也是大仁大义的事吗？”彭听了大为感动。此时又有地方绅士和民众来坟地请他出任侯集区区长，说着就有人跪下请求，老婆婆们哭诉哀告，场面很是感人。
”我是来给大家当看门狗的”
不管按照什么年代的标准，
让在外面奋斗多年、已干出成就的彭禹廷放弃一切，留在家乡剿匪，都是颇难下决心的事。但他的性格和经历又让他无法拒绝。
他是家中幼子，上有四个兄长，他家只有六亩半薄地，父亲做私塾先生也养不起家，只好自学医术，在村里开个药铺补贴家用。彭禹廷从小天资聪颖，是全家的希望。他７岁入私塾，１２岁应童子试，名列前茅。清政府废除科举后，他进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学习，又先后考取开封知新中学、河南优级师范。１９１１年１０月武昌起义之时，彭禹廷与张仲端等人在开封密谋响应，后来事情泄露，张仲端等１１人遇害，他侥幸逃脱，在襄阳参加河南旅鄂奋勇军。不久南北议和，他回到河南优级师范读书，随后又考入北京汇文大学外语系。因家贫肄业后，任教于省立南阳第五中学（南阳一中前身），他教学严谨，敢于负责，深得校长阎敬轩器重。
１９１９年１０月，阎敬轩出任陕西路政局长，彭禹廷应他邀请前去办理潼关路政。不久阎因病去世，留下弱妻幼子，彭禹廷为他承办所有善后事宜，冯玉祥手下大将张之江前来吊唁，看到彭的悼文写得真情哀哀，葬礼办得肃穆得体，对他的侠义性情和过人才干大为赏识，遂推荐他任冯玉祥卫队团书记官。
这位张之江也是中国现代史上名声赫赫的人物，后来成为国民党上将，素重武术，曾在部下排、连、营各级组织大刀队，抗战前期以大刀扬威长城的二十九军，就曾在张之江的旧部。１９２５年，张之江担任察哈尔都统，委任彭禹廷为军法课长，兼禁烟督办。在当时这是个肥差，但彭禹廷一尘不染，自己的工资也大多用来接济贫苦学生，他的侄子彭雪枫就是由他资助完成学业的。这样的品格，更让张之江钦重。１９２６年，张升任西北边防督办，请彭禹廷做他的秘书长。１９２７年，北伐军进入河南，张之江出任冯部军法处处长，又延聘彭为高等执法官。此时，彭禹廷的妻子、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的沈若愚出任开封第一模范小学校长，两人的生活处境相当优越。而彭这年３４岁，正当盛年，可说是前途无量。
彭禹廷性格中的侠义和刚直，最终让他做出了留下来的决定。友人为他写的《传略》中说：“先生（彭禹廷）内为良心所驱迫，外受民众之请求，遂慨然以剿匪救民为职志。”那时，彭的孝服都没换，就被人簇拥着去了侯集。面对簇拥而来的民众，彭深深感觉到了民心民意。他登上高台对大家说：“出于良心，兄弟决心干这个不拿一文钱的差事。兄弟不是来当区长大人的，是来给大家当‘看门狗’的。来了贼，看家狗汪汪一叫，全家人都起来了，那就能赶走盗贼；如果人都不起来，光靠狗咬，那必然无济于事。剿匪保家，靠兄弟一人，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我们好人多，土匪是少数，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必能肃清土匪！”
当时彭禹廷面对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他只有一把防身用的小手枪，靠着借来的３０来支枪，创办一队民团；而镇平有几十股土匪，匪众多达三四千人。
当年宛西自治最重要的人物并不是别廷芳，而是新四军著名将领彭雪枫的族叔彭禹廷。那时彭禹廷放着月薪４００大洋的大官儿不当，回家乡领着百姓扫清了镇平的土匪，被称为“自治导师”。图为彭禹廷的“自求自”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