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与彭禹廷共过事，抗战初从山东撤退到镇平时也曾与别廷芳有过一面之缘。当晚年接受美国历史学者艾凯采访时，梁对这两个人分别作出了评价。
“他（指彭禹廷）是一个赤胆忠心的人。中国俗话、老话，就是黑脸人是好人，白脸不好；彭禹廷就是黑脸人，人好得很，很能干，可惜是被人谋害了。”
“就我个人印象，（别廷芳是）很粗的人，也许心地好，但也还是个土豪作风，什么事情都是个人做主，强制推行，就是这个样子。”
彭禹廷与别廷芳确实是截然不同的人。比如两个人都杀过国民党的县长，杀法却大不相同。
邓县自治派宁洗古与彭禹廷感情甚笃。宁是黄埔四期学生，本来在军中任职，与彭相识后对他弃官剿匪安民的举动非常钦佩，放弃军职到镇平帮助剿匪，后来邓县人请他回去担任民团团长。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宁前往开封时到镇平与彭告别，却被当时的镇平县长阚葆贞得知其行踪，串通泌阳县长将宁暗杀。阚葆贞调离镇平时，彭将他逮捕，查出他贪污了３万大洋，经过公审将他枪毙。以平民身份公开枪杀县长，这在当时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彭的老上司张之江费了好大劲儿，利用国民党派系之间的矛盾，才将此事平息。
在彭禹廷看来，阚葆贞必须公开枪毙；而在别廷芳看来，最重要的是事情的结果。他曾借口打猎，把与他对抗的县长诱到山中击毙，然后让手下四处散布消息：“县长叫老虎吃了！”“县长让土匪打死了！”都知道是他杀的，可谁也没有证据。
彭禹廷禁鸦片禁赌博都很坚决，而别廷芳禁抽不禁种。１９３２年～１９３５年，内乡大部分农户种大烟，别每年收４００万两烟土的税，运到外地卖掉，所得收入用于建桥修路建造兵工厂。
彭的眼里揉不进沙子，而内乡民团上层人物可以抽鸦片可以赌博，可以霸占别人的田地，可以娶八房姨太太。
彭编《息讼歌》、《戒赌歌》教育民众，别则擅长杀人立威，什么事办不下去，或者什么事禁止不了，杀两个人就解决问题了。
彭是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别是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
彭死后，别成为自治的灵魂人物。宛西自治的理想主义光芒因此尽敛。
但记者在内乡、西峡采访时，却没人贬低别，也很少人对他有恶感，反而有很多人说他好话。
别廷芳是个实干家。他治河改地、改良农业、修桥铺路、植树造林，坚决抗日……
爱说实话的冯玉祥曾经给彭禹廷与别廷芳都作过评价，给彭的是“万家生佛，一代完人”，给别的则是“怪人伟业”。
从山民到司令
别廷芳１８８３年生于内乡县阳城张堂村（解放后，这一带划为西峡县），幼年时性格桀骜不羁，是村里有名的孩子王。父母送他读私塾，他聪明却不好学，读完四书五经，前后用了十年工夫。
虽然不爱上学，他却十分喜欢“出坡”（打猎）。别廷芳的孙子别炳坤先生撰文说，张堂村位于伏牛山深山区与浅山区的接合部，往北三五里就是深山区，群山密林，沟壑纵横，野兽成群。这一带的村子，几乎家家都有鸟枪，到地里干活都带着，一来防身，二来打点野味。别廷芳从小喜欢“出坡”，成年后更是组织了１０多个人经常“出大坡”（围猎），由此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如果不是匪患四起，别廷芳很可能就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一辈子。
清朝灭亡后，由于地方政权瓦解，社会秩序混乱，山区出了很多土匪。张堂村附近有一座险峻的山峰，上有一座废弃的山寨——老虎寨。村里人协力整修了老虎寨，安排妇幼和细软财物上山，年轻力壮的在家照看庄稼，家家养狗，闻警上山。３０岁左右的别廷芳胆大强悍，村人推举他领头御匪，称为“禁头”。后别廷芳带着村民数次打退土匪，被推举为“寨头”，附近村庄也逐渐开始依附老虎寨。
别为人心狠手辣，武力兼并了附近杜营的自发武装。又出于误会，杀掉他亲家父子，夺了十多条枪，扩大了自己的武装。他的势力范围逐渐由一村到数村，由一乡到数乡，１９２２年，别廷芳拥有７００多人枪。此时宛西商业重镇西峡口守备空虚，商会出面邀请别廷芳进驻，从此别把这里建成为自己的大本营。
看到别廷芳势力坐大，内乡县政府任命他为西二区分团总，别由此开始由拒匪转为四处剿匪。
此时内乡“农民皆集中城厢寨垣，土地荒芜，野蒿茅草，都有五尺多深。豹狼白昼噬人，狐狸成群结队，为民畜害，好像又返回洪荒时代”。所以后来别廷芳曾自负地对一位朋友说：“内乡同胞，是我从荆榛丛莽、荒烟蔓草中拯救出来。”事实证明他绝对不是匹夫之勇，而是非常有谋略。对于外地流窜来的土匪，别下令照死里猛打，他自己常常抡起大刀带着敢死队冲进土匪阵中，比什么样的土匪都凶悍；对于本县的，他则尽量招抚以壮大自己的势力。
内乡北部山区太平镇首富马五太婆是那个年代很奇特的人物。她性情爽朗，善于言谈，胆大心细，为人仗义。匪患滋生后，位于老界岭下的太平镇成为土匪常来常往的地方。马五太婆对付土匪有独特的办法，她在家建了座酒厂，储酒百缸，经常养猪几十头，酒肉全部用来招待过往的土匪。这样一来，土匪在别处杀人放火，到太平镇则规规矩矩，只要她一句话，土匪就会把肉票无条件放走。用这个办法马五太婆竟然也保住了一方平安。附近农民解永成因家人遭匪杀害，为了报仇拉杆为匪，逐渐发展到５００多人枪，他认马五太婆为干娘，对她言听计从。别廷芳利用自己的声望，倾心与马五太婆结交，通过她招抚了解永成。随后又照此办理，收服了米坪大地主刘虎臣的武装。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将内乡北部山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此时内乡能与别抗衡的武装只剩下县城的张和宣。１９２６年，别寻机排挤走张和宣，控制了整个内乡，成为赫赫有名的别司令。１９２７年，别廷芳将内乡境内的大股土匪尽数肃清。
经过十多年的匪患，内乡乱而穷，穷则更乱，恶性循环，百业停滞，积弱不振，经济濒临崩溃。如果别廷芳的作为仅到此为止，那他顶多算个割据一方的乱世枭雄，但别的志向显然不限于此。别对家乡父老的责任感还是很强的，他曾对部下说，剿完匪，就要治穷，你枪再多，不为百姓办事，人家也不会服你。如有人评价的那样，他虽是采用“雷霆手段”，却也是“菩萨心肠”。
肃清了土匪，整顿了保甲制度，健全了所谓的“五证（出入证、乞丐证等，防范外地土匪渗入内乡）”，他开始注重经济的复苏。恰在这个时候，镇平彭禹廷倡议宛西四县联防，倡导他的乡村建设理论，这正好是别廷芳最需要的，所以他真诚地与彭合作，在内乡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乡村建设。
治河改地走遍内乡山水
７５岁的陈景涛先生出生于自治年代，当年别廷芳治河改地、修水电站他都亲眼看到过。１９９２年他担任西峡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分管县志。为了修县志，他开始收集关于别的史料。西峡关于别的传说非常多，但真真假假，真相并不明了。南阳有人写了本关于别的小说，可写的多是道听途说的事儿，别廷芳治河、种树、抗日等事情反倒没写出来，于是陈景涛决定写个实在的东西来。有朋友劝他：“这么多年了，谁能弄清楚？”陈景涛却劲头十足：“我能！”随后他开始了近两年的调查，寻找与别廷芳同时代的人，一共找到了４０多个人，有别的护兵，也有一般人。
刚开始接触，那些老人都有顾虑，不愿多说。陈景涛只好托亲戚朋友介绍，买了烟酒上门拜访，一来二去相互熟识了，老人就打开了话匣子。陈景涛拿录音机录下来，回去再仔细整理。近两年的时间，陈景涛把自己的退休金都花在了这上面。
这么一来，陈景涛童年时期一些模糊的记忆全被唤醒了。那时西峡的老鹳河出了山口分三个岔儿，河道加起来有５里多宽，汛期水漫流，平时遍地白沙滩。后来别廷芳领着修大石坝，让河水归到窄河道中。然后用石块在沙滩地摆成一个个的方阵，汛期时把浑水引过来漫流，因为有石块，浑水滞留下来或流速变缓，泥沙淤积，便有了薄薄一层土，有土就长草，第二年能淤积更多的土，几年后沙滩就变成了良田。陈景涛说，老鹳河改出了３０００亩地，都分给贫苦的人家，三年内自种自收，以后按等级收租，他记得当初他家分到了５亩地，一家人非常开心，一到汛期就去伺候那地，几年后，那地就成了高产的稻田。
走访众多亲历者后，陈景涛弄明白了这事儿的来龙去脉。
内乡（含今西峡）有五大河流，由于社会多年混乱不堪，河道无人
管理，经历年洪水冲决，耕地被毁无数，乱石沙滩到处都是。老鹳河出山口原本也是一条河道，经几次洪水，变成一河三道，数千亩良田变成了沙滩。
１９３０年秋，别廷芳带着聘请来的水利、农业顾问，徒步对各个河系一一实地勘察。每到一处与当地区长、保长一起就地规划，就地决策，提出治理方案。他们历时四个多月，行程千余里，走遍内乡的沟沟川川。这一路，别廷芳手杖磨短了５根，布鞋磨破了１２双，草鞋穿烂多少就弄不清楚了。
１９３２年冬天，别廷芳以民团司令部的名义公布《内乡治河改地实施纲要》，此后每年冬春都有１０多万人在工地上挥洒汗水，这是内乡数千年历史未曾有过的。
别廷芳很少去他的司令部，天天都在工地上，早出晚归，高兴了还会露一手：别人一块儿石头半天摆不稳当，他瞄一眼，说“一个石头九个头，这头不中摆那头”，走上前，一哈腰抱起石头就放了个稳稳当当。
在河道的下游，别廷芳和顾问们规划修筑沙坝束河，但汛期水急，有时会冲垮沙坝。一次别廷芳看到河中小柳树被水冲倒，水一过柳树还能挺起来，于是发明了“雁翅柳”：在河堤上种一行柳树，河堤内每隔１０米栽一排“雁翅柳”（向岸边倾斜，故名），能延缓水势，保护河堤。
别廷芳治河的另一大举动是修筑石龙堰（又名别公堰）。老鹳河两岸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汛期流量极大，枯水季节又成涓涓细流。因此，当地有自古老鹳河不浇田的说法。别经过认真观察，力排众议，要在这里修堰。用了三年时间，石龙堰终于修成。在西峡，记者看到石龙堰清流潺潺，至今还在发挥作用。那石坝没有用一点水泥，但７０多年过去了，依然坚固异常。后来，别廷芳买来设备，利用石龙堰的落差建成了河南第一座水利发电站。
１９３３年，石龙堰一带开始种植水稻，别廷芳先学会了种植方法，走在路上看谁不会插秧，就高声大骂，然后脱掉鞋下田做示范。为了提高产量，他的农业顾问陈凤梧引进来“浙大三号”优良品种，年产８００多斤，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产量。“浙大三号”生长期长，九月才熟，农民起名叫“九月寒”，口感极好，远销外地。灌区稻田年年增加，黄牛在水田中乏力，别廷芳让他的良种农场引进水牛十头繁殖，数年后水牛到处可见。不只是水稻，内乡的农作物改良成效很突出，一组１９３５年的数字显示，当时河南全省小麦平均亩产９０斤，而内乡达到２７１斤；小米全省亩产１１３斤，而内乡达到３４９斤。
当年内乡的乡村建设事业绝不止治河改地和农业改良。别廷芳下令建设了造枪厂、农业制造厂、纺织厂、酒厂和电厂等１０多个厂，这些厂成为西峡县后来工业发展的基础；内乡的道路当时是非常被人称道的，湍河上的“别公桥”，到现在还在使用；有数据表明，内乡从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４年共种植各种树木１６２７３万棵，山坡河滩绿树成林，水土得以保持，经济效益十分明显；１９３０年，内乡１００多处寺院土地被充公，别廷芳下令改做学校经费和校址，全县小学达１９７所，在校学生１．５万多人。
治河是别廷芳当时的一大举动，他主张修筑的石龙堰（又名别公堰）改变了当地自古老鹳河不浇田的说法，为农田灌溉发挥了积极作用。另外，他还利用石龙堰的落差建成了河南第一座水利发电站。图为石龙堰今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