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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西自治风云”系列之五 断碑横放表说是非功过

字体:  小  中  大  | 打印 发布: 2007-8-24 14:35    作者: webmaster    来源: 本站原创    查看: 81次


　　内乡县城宽阔的湍河岸边，一座新建的纪念馆房屋轩朗，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朴素而大方。纪念馆前，一个断裂的巨大的石碑横搁在地面上，上书“宛西地方自治馆”几个大字。
　　中国的石碑，不管是华美的巨碑，还是简陋的小碑，都是挺立着的，而这块新碑却显然是被刻意弄上断纹并“放倒”在地面上的，这是为什么？纪念馆的解说员告诉我们，宛西自治有功有过，所以把碑横着放，表明纪念馆不为谁树碑立传，只是为了纪念宛西数县走过的那段岁月。
　　宛西自治值得纪念，跟别廷芳有很大的关系；宛西自治争论不断，他也脱不了干系。这实在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也是一段很复杂的历史。记者为了写这篇稿子，搜集和阅读的史料比写任何一篇文章都多，就是想多“校正”几次，把握得更准确点。别说我，就是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宛西乡村建设模式研究》的郑州大学教授徐有礼先生，说起别廷芳来也直摇头：“历史现象很复杂。历史哪有很单纯的、纯而又纯的事儿？”
　　别廷芳割据一方，独断专行，可也办了不少实事儿；他将内乡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靠的是以言代法，随意杀戮；他的“五大禁”、“五大证”保护内乡免遭匪患，但也限制了与外界的正常交流，禁锢了经济发展，限制了人身自由；他曾残杀中共唐河县委书记马华敏（内乡人）等地下党员，两次带兵配合国民党军队堵截过境的红军，杀害红军战士百余人，但后来他也曾派一个团驻扎确山竹沟附近，防范豫南土匪滋扰竹沟。
　　这就是别廷芳，一个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产生的充满矛盾的人物，他的功过不可能简单地相互抵消，就如同历史不可能更改一样。当地一位领导接受采访时说，别廷芳对内乡的影响至今还能感觉到：与别的地方相比，内乡人的观念不够开放。
　　内乡县衙博物馆馆长李茗公告诉记者，曾有人劝他写一本关于别廷芳的小说，他不敢动笔：“这个人又是阎王又是菩萨。为了成功，残忍毒辣、杀人如麻；办起好事也挖空心思务必办好，他的一生把人性的复杂微妙表现得比哪部小说都好。”
　　别廷芳自己也很清楚，他的一生，必然引起巨大争议。在宛西自治馆，记者看到了他临死前写下的遗嘱：
　　“余一村愚，无虚荣心。因地方匪乱，民不聊生，起而剿匪，以安乡里。疑我惧我，均非知我。二十余年来，劳怨不辞，虽地方建设粗具规模，然多未完成，死有余憾！况值倭寇盖境，尤难瞑目……”
　　一句含混的“疑我惧我，均非知我”，似乎想为自己辩解，又似乎不想多说，给人的印象远不如他的另一句话深刻：“内乡人有两条路，一是规规矩矩听我的话，二是永远离开内乡。”
　　“路不拾遗”的“世外桃源”？
　　１９３８年，无数国人正承受着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灾难。这年夏天，一个叫王抚洲的人来到淅川县，接了他在此避难的夫人和三个女儿，准备经汉口前往四川。他们奔波了一天，歇宿在内乡县城。第二天天未大亮，他们就收拾行李，捆绑铺盖，照料几个孩子上了５辆人力车，匆匆向东而去。走出约三里地，突然发现他们的小手提箱不在身边，夫妻二人面面相觑，直冒冷汗：他们所带的现款、存折全放在小手提箱内！如果小箱失落，别说四川，就是汉口也去不成了，一家人很可能在此地落难。
　　夫妻两人定下心一想，觉得大概是临行时装车匆忙，给忘在店里了，而最坏的情形是忘在店门口了，那找回来的希望很渺茫，就是能找回来，也必大费周折，大为破费。
　　王抚洲告诉车夫们一齐折回城内。但是车夫们却异口同声地说：“用不着全回去，回去一辆车，我们在此等候就中，在我们这地方不会丢东西，回去问店家就好了。”于是王抚洲一人乘车回店去找，一路上仍是忧心忡忡。
　　当他转回城里时，已是日上三竿。客店在东大街闹市区，已经摆满了卖菜的挑子，炸油条的摊子，熙熙攘攘买东西的人挤满了街道。使他惊异兴奋的是，快到客店门前时，一眼就看见他那个小手提箱放在店门外路旁四五尺的地方。他立即走过去，抓起小箱子就往店里走，告诉店掌柜他清早装车时把箱子落下了，现在回来带走。店掌柜正在和别人聊天，望了他一眼，说：“不错，是你的，拿走吧。”便又和别人谈起来，似乎根本没当回事儿。王抚洲突然精细起来，打开箱子查看，但他马上放了心，一切原样如故。
　　王抚洲走过中国南北各地，也到过欧洲、美洲、亚洲各地，这样路不拾遗的经验，却未曾有过。宛西四县１０多年前还盗匪如麻，如今却变成这样！他感动赞叹之余，感慨万端，觉得“天下事尚可为”，决心从事地方行政工作，当年冬天前往陕西出任蒲城县长，学习宛西的办法。半年之后，让蒲城盗贼绝迹。
　　记者查阅史料，发现记载宛西这种良好社会环境的文字为数不少。但在外地人看来如此清明的内乡，却被有的研究者认为是“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记者看到，这样的论点并不是空穴来风，同样有严谨的考证和充分的依据。
　　做到“路不拾遗”，比做到“夜不闭户”难度要大得多。内乡肃清了土匪盗贼，自然能做到“夜不闭户”，可当时是怎么做到“路不拾遗”的呢？
　　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
　　别廷芳的信条是“治乱世用重典”。他对付土匪用的就是“重典”，抓住土匪或通匪的人，不管情节轻重，不经任何程序马上杀掉。在那样的时代，这样做或许不无道理，但他管理百姓用的也是这样的“重典”，他的办法是抓住典型，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为了禁大烟，他杀过屡教不改的瘾君子，为稳定秩序他杀过小偷，为禁吸纸烟杀死过卖纸烟的小贩。流传最广的故事，是他曾经杀了一个偷掰别人家玉米的孩子。
　　陈景涛先生采访到一个亲眼看到杀小孩儿一事的别廷芳的护兵，弄清了事情的经过。一次别廷芳巡视到内乡南部与邓县交界的地方，正走着，突然一个小孩儿从玉米地出来，怀里抱了５个玉米穗，见了别廷芳转身就跑。别下令护兵把他抓回来，问道：“这是你家的玉米地吗？”孩子低头不语。于是别廷芳让人叫来保长和孩子的母亲，大声训斥道：其他地方都路不拾遗，你这里还有偷玉米的。一个小孩儿从小就偷，长大了还了得？问孩子母亲：“你咋管的孩子？”孩子的母亲有点不服气，低着头说：“拿几个玉米也没啥。”别廷芳一听很生气：“好！你不管我管！拉沟里枪毙！”成群的护兵拉走孩子，不顾他母亲的苦苦哀求，将他枪毙了。然后别廷芳罚保长５块大洋，命令他用这钱为孩子料理后事。此事传出，四乡震惊。
　　内乡县宣传部新闻科主任樊翠华陪同记者采访时，也谈起他所知道的情况。他母亲是杨集村人，那村住了一个民团，杨、吴两位团长是别廷芳的得力干将。杨集区公所西侧是个刑场，三五天就要杀个人，有因为偷萝卜被杀的，有因为不孝被杀的。因为不孝被杀的人，母亲哭着不让杀，可也拦不住。杨集杀人前总吹小号，每当小号响起，成群的狗都跑到刑场的土崖前，等着吃死尸。离刑场近的人家的小孩，晚上常常吓得睡不着觉。樊翠华说，母亲从小教他，做人要正派，千万不要小偷小摸。
　　别廷芳的乡建工作能够取得成效，很大程度上是靠杀戮和棍棒政策建立的无上权威所推行的。
　　１９３６年，有人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宛西乡建“不注意民众的自发，始终停留在强制的阶段，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所谓的自治，别说没达到民治的水准，绅治也算不上，实质上是军治。
　　别廷芳推行的“五大禁”、“五大证”，限制人口流动和外地货物进境，可以起到保护地方经济，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但有学者认为，地方主义意识走向极端时，就成为封闭的地方割据，体现的是“万事不求人”，“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文化心态。“五大证”限制了人才交往、人员流动和随之而来的信息、技术、理念的输入和传播；“五大禁”更是把非宛西产品都当作洋货禁止流通。这绝对不是走向现代化应有的选择。
　　汤恩伯气死别廷芳
　　别廷芳脾气暴躁，性格刚强，我行我素，不受任何人约束。在内乡，甚至在宛西，没有人敢惹他生气，可出了宛西，敢惹他生气的人就不是一个两个了。
　　宛西自治派是在剿匪的过程中建立强大的民团，并进而控制了地方民政、财政、教育、司法、建设大权，架空省里任命的县长，与国民党有着必然的矛盾，一向是摩擦不断。
　　
　　
　　１９２７年到任的内乡县长袁旭，自认是省政府正式委派，名正言顺，对大小事务无不过问，对民团司令部包办一切非常不满，双方经常发生不愉快。别廷芳遂邀请袁旭出外打猎，他们各带两名护兵，在一座山上，不知道何处飞来一颗子弹，将袁旭击毙，护兵前去搜寻，却没任何发现，只好栽到土匪头上。
　　此后，所有到内乡当县长的都不再管事，每月打打篮球，钓钓鱼，领领工资就完事了，他们的命令出不了县政府大门。１９３５年，县政府更是被民团占了一大半，县长出入只好走后门。
　　只有在一个地方县长比别廷芳“位置”重要：饭桌。只要有县长在场，别廷芳从不坐上席，这是县长唯一能撑起面子的地方。
　　刘峙担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时，对别非常不满。１９３４年春，他到南阳视察，曾计划将别挟持回开封。当时驻防南阳的４０军军长庞炳勋与别关系好，暗中为别出谋划策。别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又使出苦肉计，向刘峙诉苦表诚心，动情之时，“涕泪同下”。刘峙的汽车在内乡过湍河时陷入沙中，别亲自脱鞋下水，将车推出来。最后总算躲过一劫。
　　别廷芳与国民党将领汤恩伯交恶要从抗战后说起。别廷芳应彭雪枫要求，派民团到竹沟担任警卫之事，曾惹得汤恩伯大发雷霆。后来新唐战役时，汤恩伯一退二百里，别廷芳却率领民团赶走日寇，立功受奖，名扬全国，令汤恩伯很没面子，对别的怨恨更深。
　　后来汤恩伯派别动队在宛西抓丁拉夫，敲诈勒索，祸害百姓。在别廷芳暗示下，民团化装成土匪，在夜间活埋了一些别动队队员。汤恩伯吃了暗亏，就来找他责问，别廷芳使出拿手绝招——装迷糊：“别动队咋个别动法？我不知道，你也不给我说一下咋个别动，别动不见了，你找我，我找谁？”气得汤恩伯抓起茶杯摔了个粉碎：“别廷芳，我早晚要和你算账！”
　　１９４０年２月，别廷芳到洛阳参加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卫立煌主持的会议，会上决定将南阳各县民团改为国民兵团，其司令由政府委派，只负责征兵和训练壮丁，实际上取消了别廷芳等自治派的兵权。会议上，汤恩伯利用其上层关系，在众人面前训斥责骂别廷芳。性格刚直的别廷芳咽不下这口恶气，但又无可奈何。因羞愤过度，怒气郁结，返回内乡后不久就一病不起，一个月后吐血而亡。
　　别廷芳死后，宛西再也没有人能与国民党抗衡，民团基本被国民党控制，宛西自治实际上到此已经终结。
　　别对儿孙要求甚严，不允许他们担任地方职务，死时更是留下遗嘱，不允许他们从政。有人说，这是别廷芳的聪明之处，后来内乡民团内讧严重，他的儿孙都离开家乡，躲过了无数的是非。
　　值得一提的是，别廷芳死后内乡为他举行了空前隆重的追悼会，南阳各县共同为他立碑建祠，蒋介石、林森、冯玉祥、孙科、李宗仁等国民党最高层人物都送来了挽联……
　　　（全文完）
　　在内乡宛西地方自治馆前，一个写有“宛西地方自治馆”字样的断裂的石碑横搁在地面上，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宛西自治有功有过，纪念馆不为谁树碑立传，只是为了纪念宛西数县走过的那段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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