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禹廷领导的镇平地方自治运动，是当时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兴起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有其政治原因和经济背景的。
政治方面：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国民党新军阀建立了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政权，蒋介石集团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全国到处白色恐怖。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迅速开展了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红色政权的理论，找到了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在这一正确理论的指导下，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起来，并呈燎原之势，这对国民党反动政权来说，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经济方面：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镇压革命力量，对广大农村进行横征暴敛，使得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促使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大量的农产品对华倾销，中国农业生产遭到沉重打击。再加上国民党新军阀的长期混战，又使农村经济遭受战火的蹂躏，更是雪上加霜。因此，中国农村经济迅速走向崩溃。农村经济的破产，致使阶级矛盾尖锐起来。农村这种局面，严重威胁着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基础，直接危及了豪绅地主阶级和地方军阀的切身利益。于是，他们便喊出了“复兴农村”的口号。国民党行政院成立了一个“农村复兴委员会”，指令地方官吏“操办乡村事务”，大力支持各地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
彭禹廷自治理论的出发点，是强调中国农村社会没有明显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他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且正日益衰落，无论是富农还是贫农都在急剧破产，只有大穷、小穷之分，而绝无严格的阶级之别。彭禹廷说，我们全县六万多家，没有一家不苦，这都是十多年来土匪、匪式军队闹的下场，不过有大苦小苦之分罢了。所以，中国农村社会只有大穷——贫雇农；小穷——大小地主之分，而无所谓阶级，无论是地主、富农，还是贫雇农都是处于土匪、洋匪（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压迫剥削之下的穷苦者而已。在反抗这些压迫者的斗争中，大家都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
基于这种认识，彭禹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自治理论。他认为，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在世界革命的风潮中涌现出了三个伟大人物——列宁、甘地、孙中山。他们都进行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拯救人类的伟大事业。但他们三人进行斗争的方法有所不同。甘地身处殖民地国家，他采取了不抵抗不合作的办法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是由印度的国情所决定的。俄国的列宁采取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急进的办法，而孙中山则是采取了三民主义的办法，是缓进的。彭禹廷曾说过，欧美式的代议制度，我国试验失败了，代议士都成了猪仔，没有一点成绩，中国是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的路，我们是农业社会，原来就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路子，用不着共产，也就更谈不上走共产主义的路。因此，彭禹廷在三个伟人采取的办法中，选择了他认为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三民主义。救中国必须走三民主义的路，救镇平自然也要走三民主义的路。他依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出了“缩小的三民主义”，即“地方主义”或称“自救主义”，根据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提出了“自卫、自治、自富”的三自主义。彭禹廷自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地方主义”，他的最高理想就是力图通过地方自治，以自卫、自治、自富为手段来拯救农村，拯救中国，最终实现三民主义。
地方主义，彭禹廷称之为“缩小的三民主义”。他认为，孙中山提倡国民革命，是以三民主义为工具的，我们的地方革命既然是由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来的，我们的主义，自然也离不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我们整个地拿来运用，似乎不甚相宜，所以，我们必须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缩成一县的“三民主义”，拯救镇平，非研究镇平的三民主义不可。
彭禹廷的“地方主义”包含三层意思。第一，这种工作必须从下层做起。他认为，中国人口最多的是农民，主要的生产是农业。所以，民族的文化、民生的基础无一不在农村。列宁之所以能够取得俄国革命的成功，是因为他从事下层工作多年，能够唤起民众。而孙中山没有与民众接近的机会，其主义未能为一般民众所明了，这就是国民革命难于成功的最大原因。所以，实行地方主义，必须从下层做起，以唤起民众。第二，打倒官治，避免绅治，做到真正的自治。彭禹廷说过，古人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由这句话反证一下就知道“救国”非先“救民”不可。想救民非让人民自救不可。他还说过，因为贪官污吏是害老百姓的东西，贪官污吏所勾结的匪式军队，所养成的土匪也是害老百姓的东西。政府不能救老百姓，政府所养的军队也不能救老百姓，非自救万无幸存的道理。这就是说，搞地方自治不能依靠政府，不能依靠军队，只有依靠人民群众自己实行真正的自治，才能真正做到救国救民。第三，力避“保姆政策”，启发全体人民的觉悟，使他们明了主义，振奋精神，切实地开展自救，以免造成“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局面。由此可知，彭禹廷的“地方主义”就是深入下层民众中间，极大地启发他们的觉悟，调动其积极性，使之能够自动组织起来实行自救，以挽救破产的农业经济，目的是为了解除农民自身的痛苦，谋求自身的幸福，造就自己的新社会。
地方主义的具体内容可分为自卫、自治、自富三个部分，也是实施地方主义的三个具体步骤。
自卫主义，彭禹廷把它称之为镇平的“民族主义”，他认为孙中山所讲的民族主义是针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言的，而镇平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不是直接来自帝国主义，而是来自国内的土匪、匪式军队、贪官污吏的压迫和剥削，镇平的“民族主义”就是要以自卫来避免这三种压迫和剥削。自卫是进行自治和自富的保障。自卫主义在彭禹廷的地方自治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他实施地方主义的一个关键步骤。
自治主义即镇平的“民权主义”。彭禹廷认为，自治是民权主义的一部分，也就是民权主义在下层的实施，也可以说自治是民权主义的出发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主张直接的民权有四种，即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否决权。假若我们不倡导办自治，再过一百年，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也是与我们无份。地方自治本为中山先生遗教，但是贪官污吏之辈早拿“总理遗教”当做具文，仍旧利用两千年的积威，以上治下。关于自治，或者喊几个口号，贴几张标语，敷衍民国的面子，若谈到真正的“人民自治”，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自治这件事，万无官民合作的道理。我们进行自治，就得打倒官治，打倒官治以后，土豪劣绅才没有了护身符，我们进行自治才没有障碍。所以说自治主义，就是缩小的三民主义。自治工作的第一步，是把人们组织起来进行训练，使之有能力行使职权来管理地方。第二步，实行真正的民选。让人民选出自己所信任的区长、镇长、乡长、村长，通过自卫、自治来安定社会秩序，这还不够，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之摆脱贫穷落后，才是自治的宗旨所在。所以，地方主义的第三步骤便是“自富主义”。
自富主义就是镇平的“民生主义”。孙中山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就镇平的具体情况而言，彭禹廷认为，“节制资本”似乎不太适宜，因为镇平没有人可以谈得上节制。而“平均地权”，则采取累进税的办法来实现平均的目的。除此之外，还要想办法增加生产，改良农业，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创办工厂，成立信用合作社等。生产有办法，分配有办法，那便是镇平的民生主义的成功。
通过以上三个步骤，创造出一个新的镇平。彭禹廷用十六个字概括了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在这样的一个理想社会里，政治民主，社会安定，经济富足，邻里和睦。他把这样的社会誉为三民主义的社会。他认为，孙中山所说的地方自治，就是期望得到这十六个字。如果全国都实行地方自治，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那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能得到实现。
彭禹廷的地方自治理论是从他领导镇平六年的自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镇平的自治实践充分体现了他的自治理论。整个镇平自治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卫时期。彭禹廷倡导的自卫，其核心内容就是创建民团。民团就是武装起来有组织的老百姓。彭禹廷本着“增加实力，减轻负担”的原则，参照国外瑞士的义务民兵制，结合镇平地方情况加以变通来组织民团的。1927年，彭禹廷出任镇平县南区区长。开始着手创办民团。他主持先后开办三期民团训练班，对民团成员进行“地方主义”的教育，同时进行军事技术训练，使镇平民团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剿匪力量。1929年1月，彭禹廷出任河南自卫团豫南第二区区长，他率民团到南阳、邓县、方城、南召等县剿匪，镇平民团英勇善战，闻名遐迩。为了扩大剿匪力量，1931年彭禹廷又与内乡的别廷芳、邓县的宁洗古、淅川的陈重华等结成联盟，成立宛西地方自卫团。之后，彭禹廷率民团屡次剿匪，皆获胜利。自卫肃清了匪祸，地方秩序得以安定，有力地推动了自治的进行。第二时期，自治时期。彭禹廷领导成立了镇平县自治委员会，作为推行地方自治的最高权力机关。下设十个区自治办公处作为全县自治的执行机关，总揽全县自治行政权力，进行自卫、息讼、教育、建设及其他自治事项。第三时期，自富时期。通过自卫，安定了社会，通过自治，又使群众受到了一些初步教育。所以，彭禹廷在进行自治的同时，开展了一系列的自富措施。一是兴办地方工业，如玉雕生产和丝织生产等。二是设立农民借贷所及农民信用社。由于农村经济破产，金融枯竭，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困难较大。通过设立农民借贷所和农民信用社，以最低息对农民借贷，以复活农村经济。三是改革农业生产，发展家庭副业。如设立妇女草帽传习所、平民工厂等。四是大力提倡植树造林，发展林业生产。五是搞好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如修筑公路、架设电话等。六是提倡国货、土货，抵制洋货、外货，划一斗秤。七是取缔经纪，禁止重利得课。八是设立救济院，收容孤儿。建立义仓以赈灾荒。由于这些措施得当，深得人心，促进了镇平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经济繁荣，人民生活也趋于稳定。
彭禹廷的地方自治思想属于乡村建设派思想体系，镇平的地方自治也是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改良运动，对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对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全国各地情况不一，名目繁多，背景复杂，乡村建设的内容也各有所偏重，性质和作用也不尽相同。彭禹廷领导的镇平地方自治，在全国乡村建设运动中有其独自的特点，彭禹廷的地方自治思想与其他乡村建设派的主张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
从彭禹廷的地方自治思想来看，其理论来源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具体地说是来自于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而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又突出地体现在他的民权主义中。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它主要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循序以进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步骤。其具体要求是，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训练考试合格人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定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彭禹廷正是以此为理论根据，提出了“缩小的三民主义”即“地方主义”，领导了镇平的地方自治运动。在镇平县十区自治办公处的成立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十区自治办公处是由人民自治代替官治之过渡机关。其所谓“筹备自治完成一县之训政”乃全县人民为其自身利益自动的办理，不是在官治支配之下，为县政府办理的。以故本县的十区自治办公处，与各县普遍的自治筹备处的性质、目的根本不同，而其根本宗旨，更在于提前实现三民主义，这使得彭禹廷的自治思想带有其他乡村建设派所不曾有的民主主义色彩。
从镇平县的自治实践来看，在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中，艰苦奋斗为其显著特点之一。这也正是彭禹廷不依靠政府、军队，独立地开展自治的思想的体现。他曾经说过，懦弱的政府只会误国、卖国，只会丧权辱国。政府的军队对于外侮，曾发明了不抵抗主义，曾自动地缴械，要把国家交给这样的政府或是交给这样的军队，不亡何待。所以，我们办地方自治，就是地方上的事靠我们自己来办，不但不靠县官，连军队也不靠。在彭禹廷的领导下，镇平人民以顽强刻苦的精神独立地开展自卫、自治、自富。主要表现在：第一，镇平自治对国民党县政府采取了公然对抗的态度。他们成立了自治委员会，总揽全县行政权力，成立息讼会，替代了县政府的司法权，使国民党县政府形同虚设。并选举出自己的村长、乡镇长、区长等，行使职权，管理地方。第二，自建民团，肃清匪祸，使得地方秩序得以安定。第三，自筹自治经费，筹款采取了对百亩以上的大户实行累进法的原则。彭禹廷的这些地方法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加重了地主的负担，所以当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官员到镇平视察时，在其报告中曾说，彭禹廷等人自信力过强，仇视政府，一意孤行。镇平被国民党视为“天外之国”。
镇平自治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个自治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例如，大力发展丝织业，活跃经济，抽出部分利润为基金；设立借贷所，帮助经济困难的农民恢复生产；设立救济院、义仓、收容孤贫，以赈灾荒；实行普遍施教的方针；对占地大户实行累进法等等。这些措施顺乎民意，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使得镇平自治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彭禹廷也被人们称之谓“慢共产”。
正是因为彭禹廷的自治思想中具有其他乡村建设派所没有的特色，他所领导的镇平自治在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社会安定，经济活跃，人民的生活有所提高。在当时战乱四起的年代，外地人一入镇平县镜，便令人有豁然别具天地之感，不但社会整饬有序，生产亦呈发展之势，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镇平的自治影响带动内乡、邓县、淅川、南召等县的自治，宛西自治达到高潮。河北、山东、山西、广西等省派人前往镇平考察学习。镇平被乡村建设派奉为样板，誉为“世外桃源”。乡村建设派负责人梁漱溟先生谈到镇平自治时曾经说过，彭禹廷站在贫雇农立场上，减轻农民负担，加重地主负担，受到了贫雇农的拥护。由于触犯了地主的利益，所以被害。而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主持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与农民处于对立的地位，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这就是彭禹廷镇平自治成绩斐然，而梁漱溟的邹平“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关键所在。
乡村建设运动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作为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彭禹廷是一位社会改良主义者。因此，他的自治思想及其实践，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历史的局限。
彭禹廷从事地方自治，其目的是为了复活农村经济，使民众摆脱贫穷和苦难。但民众贫穷的根源是什么？怎样才能使民众彻底摆脱苦难？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彭禹廷的思想发生了偏差。他否认农村有阶级差别、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这样，他就不可能找到民众受苦的总根源——封建剥削制度，所以他就没有从根本上去改变社会制度，而是采取了不与国民党合作，独立地进行社会改良的方法。他曾说，我们反对的不是军队，而是土匪式的军队，反对的不是官吏，而是贪官污吏，这就决定了他的改良主义立场。在自治期间，他虽然剿平了匪患，同地方上的封建势力作了一定的斗争，但因没有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进行根本的改变，只是对农村富户推行粮税累进法，在经济上进行抑制。镇平虽然出现了安定和繁荣，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广大民众的贫穷问题，镇平自治最终还是出现了彭禹廷生前所力图避免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可悲局面。彭禹廷被害后，镇平的地方自治为国民党所控制，彭禹廷生前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的景象马上烟消云散，地方自治名存实亡。正如梁漱溟所说，由于其根本观点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大相径庭，就落到同许多社会改良主义者一样，终归未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在这一点上，彭禹廷和其他乡村建设派一样，虽然以极大地热情投入到乡村建设运动之中，并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最终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这充分说明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